1981年春，邓小平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军队建设要服从国家建设的大局，你们不是要推荐我当军委主席吗？我的第一道命令，就是砍军费27亿！国民经济上不去，军队建设也不行。军队的同志要忍耐，要服从大局，你们有意见没有？没有意见，散会！”这样，1981年的军费预算，从上年的185亿元减少到158亿元，加上物价上涨的因素和军队实际供应员额的增多，供需矛盾十分尖锐。

洪学智部长视察调研

全军农副产业生产会议在北京召开

　　为了解决供需矛盾，时任总后勤部部长的洪学智提出“钱少还要把事情办好”的方针，要求从宏观上把握三个环节：一是坚持在经济建设大局下行动，自觉做到需要服从可能；二是坚持量力而行原则，自觉做到在“忍耐”中积极进取；三是坚持克服本位主义思想，自觉做到局部利益服从全军整体利益，集中全军财力确保重点需要，确保在尖锐的供需矛盾中军费投量、投向合理。

　　按照以上思路，我军后勤制定“量力而行、统筹规划、保证重点、适当安排”的原则，对国防费分配进行重大调整，坚持实行“有保有压”的方针。一方面，优先保证部队生活、军事训练、装备维修等，其他的事项，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可办可不办的事坚决不办。同时，清仓查库，修旧利废，处理一批已经不适合军队使用的呆滞物资，大力发展部队的农副业生产，发展养殖业、种植业，基层部队要搞好“斤半加四两”（即每人每天吃到一斤半蔬菜、一两肉、一两禽鱼蛋、一两豆制品、一两动植物油），保证部队的生活水平不降低。提倡“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凡是自己能动手的，一律自己动手，节省开支。发扬过紧日子的精神，反对铺张浪费，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和行政开支，等等。

养鸡场

　　另一方面通过宏观调控防止各单位重复建设。仅1981年就压缩基建投资24%。全军除必需的国防工程、院校和少数部队营房，以及离休干部住房外，已不再上新的基本建设项目，停建或缓建了一批在建和已批准尚未动工的项目。即使是自筹资金搞基建，也要报总后勤部批准。同时在后勤供应中防止跑、冒、滴、漏，发动群众节水、节电、节煤、节粮、节油、节弹等，尽量降低军费消耗，每年都有大批单位达到了节粮超万斤、节钱超万元的“双节”标准。

　　这期间，我军最大限度地保障了装备购置、维修的经费需求。1981年以后，每年大致保持在国防费支出的1/5左右，重点保证海军、空军装备购置。1985年与1977年相比，海军增加1191万元，空军增加3000万元。在常规武器购置费下降情况下，车船装备费、坦克装备费则处于增加趋势。到1985年，全军汽车总数比1965年增加2倍，坦克数量和性能也有很大发展，从而保证了军队机械化水平的提高。总的看，这期间我军为解决供需矛盾所采取的举措，体现了艰苦奋斗、勤俭建军的优良传统作风，创造了“钱少还要把事情办好”的经验，保障了军队建设的发展。

新建军队营房

被装厂

　　1987年，由于军费数额的不断下降和物价的不断上涨，军队的财政状况已经到了难以维持的地步。要用占世界军费总额0.5%的军费，来保障占世界军队总额11%的军队的生存和发展，严格地说，一是养不了，二是养不好。可以说，军队建设面临着严重困难，军队后勤工作面临严峻考验。在这种情况下，上任伊始的总后勤部部长赵南起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守成，就是国家给多少钱，办多少事情，不出新点子，不搞新动作，只要能维持军队的运转，就算是完成了任务；二是发展，就是对有限的军费合理计划使用，钱少仍然办事情，而且不断地办大事情。两者权衡，赵南起经过慎重考虑，选择了后者。为了使军队的后勤保障真正摆脱疲于应付的局面，他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改革之路，决定对全军后勤保障体制进行一次大范围的改革。1988年1月，赵南起在上任后的第一次全军后勤工作会议上提出：“以改革总揽全局。”为保障改革的健康发展，他确定了后勤改革的三项原则：既要看到后勤改革的特殊性，又要看到与地方改革的共性；既要加强对改革的宏观指导，又要提倡各单位积极探索；既要积极主动，又要稳妥慎重。会议结束后，根据总后勤部党委的统一部署，后勤系统自上而下地开展了关于后勤改革规划的大讨论、大论证。赵南起亲自组织了这次论证工作。经过反复讨论和论证，集中了全军后勤的智慧，在1989年1月召开的全军后勤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全军后勤改革五年（1988—1993）规划》。《规划》提出“要在顾全国家建设大局的前提下，正确筹划经费物资的运用和后勤力量的建设，实行开拓内涵、提高效益、保障重点、稳步前进的后勤发展战略”。

洪学智

　　实践表明，“后勤是计算的学问”“多算胜，少算不胜”。这些中外的至理名言，在一些经费紧张、资源紧缺特殊时期的后勤工作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以洪学智为代表的我军后勤领导人，通过精心筹划和科学决策，有效破解了经费紧张、资源紧缺的难题，堪称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