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名称：钱某、申某龙与东莞致公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

　　案号：（2020）陕01民特521号

　　裁判理由：涉案《借款合同》就纠纷解决方式明确约定“本合同项下争议由担保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的情况下，加盖内容为“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任何纠纷均提交北海国际仲裁院仲裁，并适用该会仲裁规则的简易程序，在东莞开庭审理。其他约定与本约定不一致的以该约定为准”的条形章，因北海国际仲裁院、仲裁地点广东省东莞市与涉案《借款合同》的签约主体、担保物所在地、合同履行地等无任何关联性；该条形章的内容是对争议解决条款的实质性变更，但无合同当事人通过签字盖章等形式对该内容予以确认。申某龙、钱某对上述合同中关于变更争议解决方式条款的真实性亦不予认可，故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案涉《借款合同》中仲裁条款系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在诉讼管辖条款和仲裁条款并存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当事人约定争议可以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仲裁协议无效”规定，涉案仲裁条款应为无效。

　　案件名称：李某、长沙市望城区驰骏渣土砂石运输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

　　案号：（2021）湘01民特422号

　　裁判理由：本案中，合同首页的乙方处未明确乙方人员具体名单，合同末尾乙方处仅有胡某一人签字。申请人在合同末尾签字页背面空白页签字，双方可能存在合同关系，但涉案合同由驰骏公司提供，未明确申请人为涉案合同当事人，亦无证据证明申请人知悉并认可涉案合同条款。故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双方有协商一致将纠纷提请仲裁的明确意思表示，涉案合同仲裁条款无效。

　　案件名称：林某润、林某旋等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

　　案号：（2020）桂05民特173号

　　裁判理由：本案争议焦点是案涉《借款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是否合法有效。案涉《借款合同》第九条第二项明确载明：甲、乙双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若发生争议，首先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有权向合同签订地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起诉，即合同已约定了争议解决方式由人民法院管辖。古某平向仲裁庭提交的案涉《借款合同》通过在第十一条空白处以手写文字的形式添加仲裁条款，不仅与合同明确由人民法院管辖的约定相悖，且该仲裁条款添加处亦无林某润、林某旋的签字确认。古某平认可该仲裁条款为案涉《借款合同》签订后添加的，但对于添加的主体、时间、现场情形均未能陈述说明，在林某润、林某旋否认与古某平达成仲裁条款的情形下，古某平既未能对仲裁条款的形成作出合理解释，亦未能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仲裁条款是双方达成的合意，故无法认定林某润、林某旋与古某平就案涉《借款合同》达成了仲裁条款，不能作为仲裁管辖的合同依据，不能以此强制林某润、林某旋作为仲裁程序的当事方参与仲裁活动。因此，林某润、林某旋申请确认案涉《借款合同》的仲裁条款无效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案件名称：秦某辉、湖北鲁公大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

　　案号：（2022）鄂01民特163号

　　裁判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仲裁协议包括合同中订立的仲裁条款和以其他书面方式在纠纷发生前或者纠纷发生后达成的请求仲裁的协议。仲裁协议应当具有下列内容：（一）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二）仲裁事项；（三）选定的仲裁委员会。”湖北鲁公大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汉口分公司与秦某辉签订的《装饰装修合同》对争议解决条款未选择具体的争议解决方式，缺乏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应认定涉案合同中所涉仲裁条款无效。

　　案件名称：余某雷、肖某黄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

　　案号：（2019）粤01民特948号

　　裁判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仲裁协议包括合同中订立的仲裁条款和以其他书面方式在纠纷发生前或者纠纷发生后达成的请求仲裁的协议。仲裁协议应当具有下列内容：（一）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二）仲裁事项；（三）选定的仲裁委员会。根据余某雷向本院提交的《房地产租赁合同》复印件及肖某黄在本案中提交的绿色第三联合同显示的情况，可以认定该《房地产租赁合同》是在具有复写功能的一式三联合同上签署形成的。肖某黄向本院出示了其持有的绿色第三联合同原件，而其向广州仲裁委申请仲裁时提交的《房地产租赁合同》复印件并非是由该绿色第三联合同复印形成的，其对该合同复印件来源的解释明显不合常理。案涉合同10-4条仲裁条款是手写修改形成的，该合同还存在其它多处修改的内容。在双方均未能出示前两联即白色和黄色的合同原件且对合同内容及签署过程存在争议的情况下，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案涉合同10-4条手写形成的仲裁条款是双方的一致意思表示，因此应认定双方未达成有效仲裁协议。

　　案件名称：朱某华、武汉洪港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

　　案号：（2020）鄂01民特346号

　　裁判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仲裁协议包括合同中订立的仲裁条款和以其他书面方式在纠纷发生前或者纠纷发生后达成的请求仲裁的协议。仲裁协议应当具有下列内容：（一）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二）仲裁事项；（三）选定的仲裁委员会”。本案中，朱某华签订的《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对争议解决方式的选择有涂改，无法判断各方对仲裁条款形成了合意。事后合同当事人未对争议解决方式重新达成补充协议，因此，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及事实，应当认定本案《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的仲裁协议无效。

　　案件名称：冀中能源邯郸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武安市法林物资经贸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

　　案号：（2020）冀04民特18号

　　裁判理由：被申请人武安市法林物资经贸有限公司申请仲裁所依据的《物资代储协议》第十八条约定：“本协议争议的解决办法：本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也可由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按照下列方式解决：（一）提交邯郸仲裁委员会仲裁；（二）依法向买受人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当事人约定争议可以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仲裁协议无效……”。故本案所涉仲裁条款应属无效。

　　案件名称：凌某与鲁某豪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

　　案号：（2021）沪02民特358号

　　裁判理由：关于《股份委托持有协议》9.3条仲裁协议效力问题，首先，案涉《股份委托持有协议》由凌某、鲁某豪签字确认，应当认为双方已就协议内容达成合意。《股份委托持有协议》系在原模板文件上修改形成，但并未删除系争9.3条仲裁条款，且该条款下方有鲁某豪本人签名，凌某主张系因疏忽未对系争条款进行修改或删除，无直接证据证明，不足以推翻当事人签字的效力。因此，应当认为约定9.3条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系争仲裁条款已成立。

　　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六十五条规定，涉外经济贸易、运输、海事中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可以通过订立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或者事后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提交我国仲裁机构或者其他仲裁机构仲裁。凌某、鲁某豪户籍所在地均为上海市，经常居所地亦不在我国域外或者港澳台地区；《股份委托持有协议》正本采用文档修订模式形成，与Travo Network Limited相关的字样均被修订，代之以XX公司相关字样，鲁某豪也未能举证证明双方签订《股份委托持有协议》系为代持Travo Network Limited股权，故涉《股份委托持有协议》约定的代持标的为XX公司股权，而该公司的登记地和经营地均在我国境内；《股份委托持有协议》的签署及履行亦未发生在我国域外或者港澳台地区。鲁某豪也无法提供证据证明本案具有任何涉外因素。

　　因此，本案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规定的具有涉外因素的情形。由于我国现行法律并未允许内地当事人将其不具有涉外因素的争议提请外国或港澳台地区仲裁机构仲裁，因此本案双方当事人约定系争仲裁条款应属无效。

　　案件名称：林某华、南方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

　　案号：（2019）粤01民特1458号

　　裁判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三条规定，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第三条规定，下列纠纷不能仲裁:（一）婚姻、收养、监护、扶养、继承纠纷；（二）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案涉《培训协议》系林某华与南医五院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签订的，因该协议产生的争议应当通过劳动仲裁程序处理，不属于民商事仲裁的案件范围，因此案涉《培训协议》第七条仲裁条款为无效条款。

　　案件名称：延吉市人民政府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

　　案号：（2021）吉24民特4号

　　裁判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三条规定，下列纠纷不能仲裁：（一）婚姻、收养、监护、扶养、继承纠纷；（二）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第十七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仲裁协议无效：（一）约定的仲裁事项超出法律规定的仲裁范围的”。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于2012年11月24日签订的《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属于行政协议范畴，不属于仲裁委员会受案范围。申请人延吉市人民政府请求确认仲裁协议无效的理由成立。

　　案件名称：保威集团有限公司、平阴县人民政府等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

　　案号：（2020）鲁01民特222号

　　裁判理由：申请人保威集团系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注册成立的有限公司，本案系涉港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本案确认仲裁协议效力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条规定：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第三条规定：“下列纠纷不能仲裁：（二）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第十七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仲裁协议无效：（一）约定的仲裁事项超出法律规定的仲裁范围的。”

　　本案中，平阴县政府、原山东平阴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与保威集团签订的《平阴亚洲国际鞋城项目合作协议书》系为加快区域经济发展，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充分发挥政府职能在项目规划、土地出让等方面约定双方权利义务的投资合作协议，约定的内容既包括项目建设的审批、土地出让与征收补偿；工业园区和新型农村社区规划、优惠政策与资金扶持、协调行政职能部门办理手续等，也包含违约责任等，具有行政合同及民事合同的双重属性，该协议书中约定的仲裁协议无效。

　　案件名称：山东富翔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省临沂市费县人民政府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

　　案号：（2019）鲁13民特136号

　　裁判理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条“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的规定，仲裁机构受理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纠纷，因行政协议引起的纠纷不属于仲裁机构的受案范围。根据涉案《特许经营协议》的内容可以认定，该协议系山东省费县人民政府（下称费县人民政府）为履行完善城市基础设施、规范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加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市场化经营等行政职能，授予山东富翔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富翔公司）对费县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厂的特许经营权而签订的。该协议的内容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费县人民政府作为行政管理机关，对涉案项目行使行政管理职权的地位；而富翔公司作为涉案项目被许可经营者，既享有合同权利、履行合同义务，也要根据协议约定服从行政机关的管理和监督。涉案《特许经营协议》的签订主体、目的和内容均符合行政协议的特征，应认定为行政协议，而非民商事合同，因此，涉案《特许经营协议》引起的纠纷不属于仲裁机构的受案范围。

　　涉案《特许经营协议》虽签订于2012年，但富翔公司提起行政诉讼、费县人民政府提起仲裁的时间均为2019年，即双方争议发生于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实施之后，本案适用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的规定，本案双方纠纷系因是否解除涉案《特许经营协议》以及解除的后果而引发，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综上，本案当事双方之间的纠纷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双方虽订有仲裁条款，但该仲裁条款超出了法律规定的仲裁范围，应为无效。

　　案件名称：广州君之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市飞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等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

　　案号：（2021）粤01民特885号

　　裁判理由：依据《承诺书》等证据足以说明，《广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302房）、《委托改造合同》(302房)共同指向的是同一商品买卖合同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当事人约定争议可以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仲裁协议无效。但一方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另一方未在仲裁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期间内提出异议的除外。”鉴于《广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302房）、《委托改造合同》(302房)分别约定争议解决方式为诉讼及仲裁，应视为或裁或诉条款，故《委托改造合同》(302房)中约定的仲裁条款无效。

　　其他参考案例：池州凯邦置业有限公司、池州市江口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2021）皖17民特3号】

　　案件名称：周某、孙某等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

　　案号：（2021）粤15民特6号

　　裁判理由：王某与周某、孙某签订的《借款合同》《抵押合同》虽然约定了争议解决方式为提交汕尾仲裁委员会仲裁，但双方在签订《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后又签订了《借款抵押合同》，且该合同对争议解决方式作出与前合同不一致的约定。《借款合同》《抵押合同》签订时间在前，《借款抵押合同》签订时间在后，应理解为双方对争议解决的合同条款作出了变更约定。因此，根据《借款抵押合同》约定，当事人在发生争议无法协商一致时，应向不动产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请诉讼。红岭公司抗辩认为《借款抵押合同》仅作为双方在登记机关备案的留档资料，不作为双方履行合同的依据。

　　对此抗辩，本院认为，王某、周某、孙某在签订《借款抵押合同》时如若不同意该合同中关于争议解决方式的约定，应当提出更改，而非确认并签署，当事人在《借款抵押合同》上的签章行为应确认为同意该合同中合同条款内容的约定。据此，对红岭公司的抗辩理由不予采纳。本院确认周某、孙某与王某于2017年12月28日签订的《借款合同》中约定的仲裁条款无效。

　　案件名称：湖南新中弘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湖南省第三工程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

　　案号：（2021）湘03民特34号

　　裁判理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仲裁协议约定两个以上仲裁机构的，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其中的一个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当事人不能就仲裁机构选择达成一致的，仲裁协议无效。

　　本案中，双方各持的施工合同均加盖双方公章及签名，双方对对方所持合同的真实性也未提出异议，就两份施工合同中仲裁条款分别选定的长沙仲裁委员会和湘潭仲裁委员会的情形，应视为双方协议选定了两个以上仲裁机构，由于双方就仲裁机构的选择不能达成一致，两份施工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均无效。

　　案件名称：长沙兴和顺置业有限公司、长沙市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

　　案号：（2021）湘01民特42号

　　裁判理由：仲裁是争议双方当事人在纠纷发生前或发生后达成协议，自愿选择将争议提交仲裁机构裁决以解决双方争议的一种方式。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签订《湖南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后，就同一工程项目又签订《施工总承包补充合同》并约定“发生争议时向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起诉。”《施工总承包补充合同》中约定的争议解决条款虽对具体的管辖法院约定错误，但该条款已在双方当事人对合同争议解决方式进行约定时排除仲裁管辖，并明确表达了提交法院诉讼解决的意思表示，合同约定的具体的管辖法院是否正确不影响双方关于排除仲裁管辖的意思表示成立。

　　综上，申请人兴和顺公司与被申请人长建公司就和顺•洋湖壹号二期总承包工程已达成的新的争议解决方式，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双方于2014年4月15日签订的《湖南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约定的仲裁条款已经变更，对双方当事人不再具约束力。

　　案件名称：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南充鼎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

　　案号：（2020）渝01民特10号

　　裁判理由：《承包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应当依法认定无效，理由如下：

　　一、关于《承包合同》与《补充协议》之间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签订的基础，后者是对前者的充实和完善，两者密不可分，形成一个整体。

　　二、《补充协议》已变更争议解决方式为诉讼，本案应当依法认定仲裁协议无效。

　　本案双方的争议在于仲裁协议的效力，属于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件的审理范围。基于《承包合同》和《补充协议》的不可分性，虽然《承包合同》约定有争议管辖仲裁条款，但是双方当事人在《补充协议》中第六条约定因履行《补充协议》发生的争议由工程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双方对《承包合同》争议管辖条款进行了变更。《补充协议》第二条约定“该补充协议的工程施工内容、承包范围、计价方式、付款方式、违约责任、合同争议、保修期等条款或未述事宜均按主合同执行。”将包括“合同争议”等多项事宜均约定按主合同执行，即仲裁。同时第六条就纠纷解决方式又单独约定为诉讼，从条文的拟定体例来看，第二条和第六条应当属于一般条款与特别条款的关系，即使两个条款的约定有冲突，原则上也应当适用特别条款第六条。

　　退一步讲，由于《补充协议》和《承包合同》的不可分性，即使不能明确双方的真实意思为通过《补充协议》对《承包合同》中仲裁条款进行了修改，但《补充协议》第六条约定的争议解决方式为诉讼和《承包合同》以及《补充协议》第二条约定的仲裁方式已经产生在同一合同中既约定仲裁又约定起诉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当事人约定争议可以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仲裁协议无效”的规定，本案也应认定《承包合同》的仲裁条款无效。

　　案件名称：齐齐哈尔大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焦某涛等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

　　案号：（2020）黑02民特17号

　　裁判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十条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可以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或者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张某维、齐齐哈尔大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大地公司）向焦某涛出具的承诺1中约定仲裁机构为“北京市仲裁委”，该名称表述虽不规范，但结合北京三家仲裁机构的名称表述，仅“北京仲裁委员会”与约定的仲裁机构在表述上相似，其余两家仲裁机构在名称的表述上均存在较大差异，结合双方立约本意以及文字措词，虽然“北京市仲裁委”的名称不完全准确，但不会产生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或者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为本案当事人争议仲裁机构的理解，且当事人向北京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已被受理，承诺1中“北京市仲裁委”可以确定为“北京仲裁委员会”，故承诺1中关于仲裁机构的约定应属明确。

　　焦某涛于2020年5月8日向大地公司出具承诺2，确认承诺1无效，并永久放弃承诺1中焦某涛享有的全部权利，承诺此后不再以任何理由以承诺1中的内容提起仲裁或诉讼等主张权利。据此，承诺2作出后，焦某涛已对承诺1仲裁条款作出了放弃的意思表示，现大地公司对焦某涛放弃的意思表示予以认可，应视为在焦某涛出具承诺2后，双方对仲裁的事项已无约定，且双方又未达成补充协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八条：“仲裁协议对仲裁事项或者仲裁委员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当事人可以补充协议；达不成补充协议的，仲裁协议无效”的规定，因焦某涛出具了承诺2，导致双方对仲裁事项没有约定，应认定承诺1中的仲裁条款无效。

　　案件名称：黄某有、廖某英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

　　案号：（2022）桂01民特181号

　　裁判理由：关于仲裁协议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七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仲裁协议无效：（一）约定的仲裁事项超出法律规定的仲裁范围的；（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仲裁协议；（三）一方采取胁迫手段，迫使对方订立仲裁协议的。涉案《商铺委托经营管理合同》第八条第二款约定，凡因执行本协议产生的争议，双方均以友好协商的方法解决，如协商未果，任何一方有权将争议提请南宁仲裁委员会仲裁，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上述仲裁协议有明确的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仲裁事项、选定的仲裁委员会，符合法律规定的仲裁协议合法有效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且现无证据证明该协议存在法定无效之情形，故涉案仲裁协议合法有效。

　　关于仲裁协议对黄某有是否有效，是否具有约束力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当事人订立仲裁协议后合并、分立的，仲裁协议对其权利义务继受人有效。当事人订立仲裁协议后死亡的，仲裁协议对其继承人有效”。

　　首先，上述规定并未将公司注销情形纳入仲裁协议效力延伸至继受人的范围，本案属于公司注销之情形，如认定黄某有应受上述仲裁条款之约束并无法律依据；其次，黄某有虽为广西盛仁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盛仁合公司）被注销前的股东，但公司法人与股东属于不同的民事主体，公司法人具有独立性，廖某英主张黄某有为广西盛仁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权利义务的继受人没有法律依据，故虽然廖某英与盛仁合公司签订的《商铺委托经营管理合同》约定的仲裁条款合法有效，但由于该合同的合同双方是廖某英与盛仁合公司，黄某有仅是该公司的股东，该公司注销后，其权利义务不当然及于股东。因此，廖某英与盛仁合公司签订的《商铺委托经营管理合同》约定的仲裁条款对黄某有不具有约束力。

　　案件名称：冕宁县水利局、四川省川力水利电力建设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

　　案号：（2020）川34民特34号

　　裁判理由：本案冕宁县水利局与川力公司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约定的仲裁协议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条（现为《民法典》第一百四十条）“行为人可以明示或者默示作出意思表示。沉默只有在有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符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时，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的规定，对于川力公司发出的《管辖商请函》，冕宁县水利局收到函件后未予答复的行为，不能认定该局以默示的方式作出了同意仲裁解决纠纷的意思表示，进而不能认定川力公司与冕宁县水利局就仲裁达成了补充协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十条“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或者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一方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另一方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的，由人民法院裁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应当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提出”和《凉山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十一条第一款“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或者仲裁案件的管辖权有异议，应当在首次开庭前（不含开庭当日）以书面形式提出；书面审理的，应当在首次答辩期限届满前以书面形式提出”的规定，川力公司向凉山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后，该委于2020年5月22日作出《开庭通知书》载明案涉纠纷定于2020年6月5日上午9时开庭审理。冕宁县水利局于2020年5月28日向本院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无效，符合法律及仲裁规则的规定。综合全案事实与证据，川力公司与冕宁县水利局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对争议解决方式约定不明，且双方未达成补充协议，案涉仲裁协议无效。

　　案件名称：杨某东、张某江、张某霞等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

　　案号：（2020）冀01民特121号

　　裁判理由：仲裁协议的订立必须是双方当事人平等协商作出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中，《工程施工协议书》中的仲裁条款系申请人杨某东与石家庄染彩石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达成的仲裁合意。现石家庄染彩石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已于2019年11月18日注销，申请人杨某东与本案三被申请人并未就纠纷解决方式达成一致的书面仲裁合意，三被申请人并非案涉仲裁条款的当事人，故《工程施工协议书》中的仲裁条款对本案双方当事人无法律约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