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人称：2017年4月1日，申请人林某某（某地居民）与被申请人李某某、被申请人某地A股份有限公司及案外人B中心共同签订《投资协议》约定，申请人以人民币8.50元/股的价格，向被申请人某地A股份有限公司投资1700000.00元，申请人在被申请人某地A股份有限公司新三板上市后，取得被申请人某地A股份有限公司20万股股票。申请人、两被申请人及B中心在2017年就《投资协议》项下投资事宜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2017年）》]。被申请人某地A股份有限公司又与申请人签订于2019年7月8日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2019年）》]。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某地A股份有限公司未能于2019年6月30日前向中国证监会递交上市材料，触发股权回购条款。被申请人李某某作为被申请人某地A股份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应承担股权回购义务，被申请人某地A股份有限公司也应按约履行共同回购义务。据此提出如下仲裁请求：1.裁决被申请人共同支付申请人股权回购款1700000.00元；2.裁决被申请人以1700000.00为基数，按年利率10%标准，共同支付申请人自2017年3月31日起至实际付清股权回购款之日的利息（扣除已支付部分，暂计算至2021年9月30日，数额为560632.00元）；3.裁决被申请人共同支付申请人违约金51000.00元；4.本案仲裁费由被申请人共同承担。

　　针对申请人提出的上述仲裁请求，被申请人答辩如下：

　　1.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共同支付股权回购款1700000.00元的仲裁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根据2019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纪要》）关于公司纠纷案件的审理部分中的阐述“投资方请求目标公司回购股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公司法》第35条关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第142条关于股份回购的强制性规定进行审查，经审查，目标公司未完成减资程序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被申请人某地A股份有限公司并未履行减资程序，不具备回购申请人股权的条件。被申请人李某某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签字，并非以股东身份签字，不存在股东承诺股权回购的情形。此外，被申请人某地A股份有限公司与申请人还在2019年签署《补充协议（2019年）》，协议中已明确之前相关协议均以该协议为准，并明确申请人该笔投资的承担方为被申请人某地A股份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李某某无关。同时，按《投资协议》第7.2条约定，因不可抗力因素导致无法履行并不视为违约，造成的损失应由各方各自承担。因被申请人某地A股份有限公司一直在准备上市工作，现阶段无法退还申请人本金，且退还本金也违反《公司法》相关规定，损害其他股东利益。

　　2.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共同以1700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0%标准，支付2017年3月31日起至实际付清股权回购款之日止的利息（扣除已付部分）的仲裁请求，违反法律依据。该笔1700000.00元的性质为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某地A股份有限公司的投资款，而非借款，因此，不存在“利息”的情形。被申请人某地A股份有限公司在2017年4月25日至2019年8月7日期间向申请人支付的17笔款项为分红。申请人作为被申请人某地A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从公司中获得金钱补偿，只能从公司可以分配的利润中支付，应依据《公司法》第166条之规定进行分配，否则构成抽逃出资。因申请人并非向被申请人李某某投资，被申请人李某某不应承担相应的支付责任。

　　3.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共同支付违约金510000.00元的仲裁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条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民事义务的，不承担民事责任。股市发生股灾，新冠病毒感染疫情突发，双方当事人均无法预见、预防、避免、控制，在此客观背景下，导致被申请人某地A股份有限公司无法正常运转，属于不可抗力情形。被申请人李某某认为，按《补充协议（2019年）》约定，其作为被申请人某地A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不予认可由其承担违约金。

　　4.关于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承担仲裁费，因申请人的前三项仲裁请求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且无法律支撑。仲裁费应由申请人自行承担。

　　根据双方举证质证，仲裁庭认定的案件基本事实：

　　1.2017年4月1日，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某地A股份有限公司、李某某（被申请人某地A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案外人B中心共同签订了《投资协议》。第1.1条约定，申请人以8.50元/股的价格，合计1700000.00元对被申请人某地A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投资，并于被申请人某地A股份有限公司上新三板后取得20万股。第2.2条约定，申请人应在本协议签署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将投资款项汇至被申请人某地A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资金账户，即视为申请人履行了缴纳投资款项的义务，并即按其占有公司的股份比例享有股东权利。第3.1条约定，被申请人李某某承诺自申请人打款之日起至被申请人某地A股份有限公司取得新三板受理函日止，按投资总额年化收益率8%的标准支付申请人利息，该利息按月结算，于每月25日以第三方（个人）的名义汇至申请人指定账户。第3.2条约定，被申请人某地A股份有限公司拟于2017年9月30日前挂牌新三板，2019年达到IPO标准并启动IPO各项工作，计划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申报工作；若被申请人某地A股份有限公司未能实现上述条款所保证的进度，被申请人李某某承诺将以原价回购申请人所持的被申请人某地A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并支付申请人投资总金额年化10%的利息。第5.1条约定，被申请人某地A股份有限公司在阶段性股份认购完毕之后按照本协议的条件、数量、价格与申请人办理工商登记手续。第5.2条约定，申请人配合被申请人某地A股份有限公司办理本次认购股份的相关手续，包括但不限于签署相关的文件及准备相关登记材料。第8.2条约定，本协议未尽事宜，各方协商不成或因履行本协议产生的其他纠纷，任一方均可向被申请人某地A股份有限公司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仲裁委员会即本会申请仲裁。同时，各方在《投资协议》中对投资款支付方式、违约责任及不可抗力以及适用法律等事项作出了约定。

　　2.2017年3月31日，申请人按《投资协议》约定方式支付了1700000.00元。

　　3.2017年4月1日，被申请人某地A股份有限公司向申请人出具《股权证书》，《股权证书》中载明：公司名称为被申请人某地A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姓名为林某某；股份数量为贰拾万股（200000股）；单股价格为8.50元。注意事项：“（1）本股权证书是股东所持有股权的唯一有效证明，不得私自涂改，经公司盖章后方可生效；（2）股东承认并遵守公司章程，享有公司章程规定的权利并履行相应的义务；（3）本股权证仅证明股东出资入股B中心（有限合伙）并间接持有公司股权；（4）股东以其出资额度享有所有者的权益，并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被申请人某地A股份有限公司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4. 2017年，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某地A股份有限公司、李某某及案外人B中心就《投资协议》变更、修改及补充事宜签订了《补充协议（2017年）》，将《投资协议》中约定的被申请人某地A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中下旬进入新三板的计划调整为“直接启动IPO程序，登录深交所或上交所，并于2019年6月30日前递交上市材料给中国证监会。”协议第1条约定，《投资协议》除挂牌新三板相关事项外，其他所有条款内容继续有效。第2条约定，被申请人某地A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7月31日前签订IPO辅导协议，并于2017年9月20日前完成工商股权变更。第4条约定，被申请人某地A股份有限公司如未能于2019年6月30日前向中国证监会递交上市材料，则被申请人李某某应全额回购申请人投资，并同时按年化10%计算分红作为补偿。

　　5.申请人收到被申请人李某某或其以第三方名义支付的款项17笔，合计204368.00元，其中：2017年4月25日至2019年8月7日，通过案外人李阳尾号0033、9993、4242银行卡分16笔累计支付193035.00元；2017年10月25日，被申请人李某某通过其尾号9969的银行卡支付11333.00元。

　　6.2019年7月8日，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某地A股份有限公司签订《补充协议（2019年）》，约定了被申请人某地A股份有限公司的回购义务。被申请人李某某亦在被申请人某地A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用章）”处签章，且该签章与《投资协议》《补充协议（2017）》签章相同。协议第2条约定，公司正式递交上市申报材料前，申请人继续享有年化8%的固定分红。第3条约定，被申请人某地A股份有限公司自2018年8月并购业务起至2019年6月底前年化8%的固定分红共计11个月自本协议签订后分3次付清。分别于2019年7月底前支付3个月，2019年10月底前支付4个月，剩余4个月于2019年12月底前全部支付完毕。第4条约定，科创板审核严谨，若明年上报材料，则2019年是重点审核期，公司账户和高管账户都被严格审查。为此，公司研究决定，自2019年7月起至2020年下旬正式递交上市材料之间的固定收益，以股权的方式一次性计入股本金，即相当于增资扩股，以确保股东利益。第5条约定，公司承诺如未能如期在2020年12月31日前上市审核通过，则公司将退回投资本金（以增资扩股后的本金为准），并同时按整体年化10%计算分红作为补偿（需扣除己享有的 8%部分）。第6条约定，任何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协商不成的，双方均可向本会提起仲裁，仲裁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法律效力。

　　7.被申请人某地A股份有限公司截至2019年12月31日且迄今未完成任何资本市场首次公开募股（IPO）材料申报。

　　本案各方当事人的核心争议在于投资性质判断，仲裁庭进一步分解为如下争议焦点并分别分析：

　　1.关于申请人正式取得被申请人某地A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登记前的分红条款的法律性质问题。

　　仲裁庭认为，《投资协议》第3.1条是各方对申请人正式取得被申请人某地A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登记前的分红问题作出的约定，该约定系被申请人李某某所作承诺，而非被申请人某地A股份有限公司作出的承诺，且实际付款亦系按约定通过个人账户进行，并非通过被申请人某地A股份有限公司账户支付。由此可见，该条款的权利义务设定及实际履行均不涉及《公司法》第166条之适用，故仲裁庭认定依据该条款向申请人支付的利息系被申请人李某某依约支付，不构成“公司利润”分配，亦无完成公司内部程序之必要。

　　2.关于《投资协议》及《补充协议（2019年）》中约定的公司回购条款及计算分红的法律性质。

　　仲裁庭认为，第一，双方系争的公司回购是否应履行“减资程序”，依赖于对于本案投资款项性质系“股权”抑或“债权”之法律关系认定，即在于探求《投资协议》签订时的真实意图，抑或探求隐藏的意思表示。股权投资之真实意图在于实际取得标的公司股权，而后者在于取得标的公司本金返还及回报。依据《投资协议》第1.1条、第2.2条、第5.1条、第5.2条约定及《股权证书》记载情况，仲裁庭认为，各方对于股权投资性质及投资人将会实际取得股权登记的表述清晰，申请人付款路径与《股权证书》所记载情形一致，且前述“利息承诺”也系实际控制人所作而非目标公司所作，故综合上述事实认定，仲裁庭认为各方缔约的真实意图为“股权投资”而非“债权投资”。同时，被申请人关于申请人股权系以通过B中心作为代持平台方式间接持有之表述，与上述约定及《股权证书》记载相互一致，亦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仲裁庭予以认可。此外，各方嗣后签署的《补充协议（2017年）》中“1、原投资协议除挂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相关事项外，其他所有条款内容继续有效。2、公司于2017年7月31日前签订IPO辅导协议，并于2017年9月20日前完成工商股权变更”的约定，再次印证了各方关于申请人实际取得股权的意思表示。投资人、实际控制人及股份有限公司就该约定未实际履行完成，不足以否定缔约时的意思表示真实性认定。相应，存在“明股实债”的隐藏意思表示的观点与之矛盾，仲裁庭难于认可。第二，在认定投资款项为股权投资性质时，应依照内部关系判定被申请人某地A股份有限公司履行公司回购条款的约定是否应完成公司内部程序。被申请人某地A股份有限公司为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人作为投资者在取回投资款时无由按外部关系援引商事外观主义。因此，申请人以被申请人某地A股份有限公司未完成增资登记为由，否定被申请人某地A股份有限公司履行公司回购条款应完成公司内部程序的主张，仲裁庭不予支持。故，《补充协议（2019年）》的下列约定是有效的，即：“公司正式递交上市申报材料前，申请人继续享有年化8%的固定分红。被申请人某地A股份有限公司自2018年8月并购业务起至2019年6月底前年化8%的固定分红共计11个月自本协议签订后分3次付清，分别于2019年7月底前支付3个月，2019年10月底前支付4个月，剩余4个月于2019年12月底前全部支付完毕。自2019年7月起至2020年下旬正式递交上市材料之间的固定收益，以股权的方式一次性计入股本金，即相当于增资扩股，以确保股东利益。如未能如期在2020年12月31日前上市审核通过，则被申请人某地A股份有限公司将退回投资本金（以增资扩股后的本金为准），并同时按整体年化10%计算分红作为补偿（需扣除己享有的8%部分）。”因本案尚未有已经完成减资、利润分配之公司内部程序之证据，对申请人要求实际履行公司回购义务及支付相应利息之仲裁请求，仲裁庭暂不支持。但该等障碍仅为一时之履行障碍，申请人可在满足履行条件时再行提出主张。第三，《补充协议（2019年）》落款签章各方均应积极、善意履行，无由拖延、阻碍有关公司内部程序的完成。

　　3.关于《投资协议》及《补充协议（2017年）》《补充协议（2019年）》中所涉及的实际控制人回购条款的性质及与公司回购条款之间的关系。

　　仲裁庭认为：

　　第一，《投资协议》《补充协议（2017年）》中实际控制人回购条款，均系对被申请人李某某回购义务的明确约定，且不存在履行障碍。被申请人李某某在《投资协议》《补充协议（2017年）》“丙方（实际控制人）”处均签章，足以认定系其真实意思表示。

　　第二，《补充协议（2019年）》中关于公司回购义务的约定并未取消或替代被申请人李某某的上述回购条款义务。因此，对于被申请人提出的被申请人李某某无回购义务之观点不能成立。现回购条件既已告满足，被申请人李某某应按照《补充协议（2017年）》约定履行股权回购及利息支付义务。且仲裁庭查明，被申请人李某某或其以第三人名义已向申请人支付204368.00元。

　　综上，对于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李某某支付股权回购款的仲裁请求，仲裁庭予以支持。

　　对于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以1700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0%标准，支付申请人自2017年3月31日起至股权回购款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扣除己付部分，暂计算至2021年9月30日，数额为560632.00元）的仲裁请求，仲裁庭仅支持被申请人李某某以1700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8%计算标准，支付申请人自2017年3月31日起至2019年6月30日止（扣除被申请人已付款项）的利息106165.33元[（1700000.00元×8%÷360天×822天）-204368.00元]；以1700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0%计算标准，支付申请人自2019年7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超出部分，不予支持。

　　第三，本案投资款项系“股权投资”，各方对股权回购约定均应为“双务法律关系”，即回购款、利息并非单纯的金钱之债而系回购股权之各自对价约定。因此，被申请人某地A股份有限公司承担的股权回购及利息支付义务与被申请人李某某承担的股权回购及利息支付义务各自独立，且无相互担保之意思表示，任一方的履行回购义务，就该已履行部分另一方的实体义务亦告消灭，无论此时其是否仍有履行障碍。

　　4.关于被申请人提出的不可抗力抗辩事由是否成立问题。

　　仲裁庭认为，本案所涉回购义务约定届至时间均早于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在全国爆发时间，故无不可抗力抗辩适用余地。因此，对于被申请人提出的上市节点处于疫情期间的不可抗力抗辩，仲裁庭不予支持。

　　1.被申请人李某某支付申请人股权回购款1700000.00元。

　　2.被申请人李某某支付申请人2017年3月31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的利息106165.33元；自2019年7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以1700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0%计算。

　　3.驳回申请人提出的其他仲裁请求。

　　4.本案仲裁费26281.00元，由申请人承担1328.00元，由被申请人李某某、某地A股份有限公司承担24953.00元。

　　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对于《公司法》《九民纪要》相关条款的理解与适用，以确定投资性质及相应法律后果，且历来存在一定争议。此外，本案实际为投资人与某地A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系列案件，各投资人之间对投资法律性质亦存在不同观点（包括“明股实债”、股权投资、代持，等）。故仲裁庭不仅要最大限度探求本案投资发生时的真实缔约意图，也需要尽可能以统一的裁判理由回应不同投资者所提出的不同法律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