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经济特区，是党和国家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的伟大创举。早在1978年4月，国家计委、外贸部派遣的经济贸易考察组赴香港、澳门实地考察后，向中央建议，把靠近港澳的广东宝安、珠海划为出口基地。1979年1月，广东省和交通部联名向国务院递交报告，提出在蛇口一带设立工业区的设想，得到中央的批准。不久后，蛇口工业区在轰鸣的开山炮声中诞生了。

　　1979年4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提出，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必要的自主权；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和侨乡汕头市举办出口加工区。福建省委也提出类似的想法。中央对此表示支持。关于如何命名这几处实行特殊政策的地区，邓小平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转批广东省委、福建省委的报告，确认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同时决定在深圳、珠海划出部分地区试办出口特区。

　　1980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决定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8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

　　在中央决策的推动下，来自四面八方的特区建设者披荆斩棘、艰苦创业，短短几年间，将深圳、珠海这些昔日落后的边陲小镇、荒滩渔村，建设成为生机勃勃的崭新城市，创造了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经济特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伟力。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决议》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科学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来说，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

　　《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决议》指出，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决议》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决议》对毛泽东思想多方面的内容和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作了科学概括，强调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

　　《决议》的形成，表明中国共产党对自己包括领袖人物的失误和错误采取郑重的态度，敢于承认，正确分析，坚决纠正，从而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

　　《决议》还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道路的主要点，从十个方面作了概括，实质上初步提出了在中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决议》正确解决了既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又根据新的实际和发展要求实行改革开放、确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道路这两个相互联系的重大历史课题，充分体现了党中央的远见卓识和政治上的成熟。《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胜利完成。

　　

　　1982年9月1日至11日，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在开幕词中响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崭新命题的提出，回答了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走什么样的道路这一全党和全国人民最为关心的重大问题，它成为指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旗帜。

　　大会提出，从1981年到20世纪末，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万亿元左右，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大会还把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学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大会把20世纪末的奋斗目标由先前的实现四个现代化改为实现小康，从战略指导上解决了长期存在的急于求成问题。这是党中央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作出的一个历史性决策。

　　这次大会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在提出经济建设目标的同时，明确提出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战略方针。

　　大会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新党章规定，党中央不设主席只设总书记，由总书记负责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常委会议和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中央和省一级设顾问委员会作为新老干部交替的过渡性机构，以发挥从第一线退下来的富有经验的老同志对党的事业的参谋作用。新党章还规定入党要在党旗面前宣誓，并且规定了誓词的统一的内容。

　　党的十二大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党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自这次大会起，按照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召开一次，实现了制度化。

　　1978年夏秋之际，安徽省遭遇严重旱灾，秋种遇到困难。省委决定把部分土地借给农民种粮种菜，所产粮菜不征购，不计口粮。这一措施很快调动起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当年全省超额完成秋种计划。从“借地”中得到启发，安徽一些地方的基层干部和农民冲破旧体制的限制，开始包干到组、包产到户。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村18户农民，冒着风险，在包干合同书上按下了手印。小岗村创造的包干到户，就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个办法简便易行，成效显著，受到农民欢迎。四川、甘肃、云南、广东等省份的一些地方也放宽政策，采取了类似做法。这些大胆尝试，揭开了农村经济改革的序幕。

　　1980年5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肯定了农民的改革创举。他指出，影响集体经济的担心是不必要的，这些地方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9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肯定了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的包产到户。

　　1982年，党中央发出“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包括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在内的各种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在党中央的支持下，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推广。

　　1982年至1984年，党中央连续发出3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推向全国。这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许多地方一年即见成效，粮食产量明显提高，几年就变了个大样。

　　到1987年，全国98%的农户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极大提高，农业生产摆脱了停滞的困境。

　　1982年，新宪法作出改变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设立乡政府作为基层政权，普遍成立村民委员会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等规定。到1984年底，全国基本完成了政社分设。这是农村经济和政治体制的重大改革。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和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决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突破了把全民所有同国家机构直接经营企业混为一谈的传统观念，提出“所有权同经营权是可以适当分开的”。这是党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取得的新认识。

　　此后，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增强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活力，其中的一项措施是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对责权和奖惩作出明确规定，以增强企业经营者的责任感。

　　到1987年，全国80%的国营企业实行了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有的企业还开始进行股份制改革尝试。1984年11月，上海飞乐音响公司公开发行股票，成为改革开放后上海第一家试行股份制经营的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11月，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访华，邓小平把一张面值50元的飞乐股票赠送给他。这一颇有象征意义的举动表明，股票和股份制并不为资本主义所专有，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利用。

　　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不同所有制的多种经济成分得到发展。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企业和国内劳动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在国家的允许和引导下，取得迅速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的形成，开创了发展国民经济、方便人民生活和扩大就业的新局面。

　　按照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要求，国家对经济的计划管理权限逐步下放，缩小了指令性计划，扩大了指导性计划。国家宏观调控的范围和方式得到调整与改进，小商品和计划外商品都由市场调节。价格、税收、金融等经济杠杆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日益增强，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防和军队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根据对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的判断，军事战略方针由“积极防御、诱敌深入”改为“积极防御”。1981年9月，邓小平在华北军事演习阅兵式上发表讲话，明确提出要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总目标，为新时期军队建设指明了方向。

　　1985年五六月间，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提出对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重大转变，即把军队工作从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准备状态真正转入和平时期建设轨道上来，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前提下，实行精兵政策，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以现代化为中心的根本建设，减少数量、提高质量，增强军队在现代条件下的作战能力。会议作出减少军队员额100万的决策，通过《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

　　1985年下半年至1987年初，举世瞩目的百万大裁军基本完成。通过整顿，大军区数量由原来的11个调整为7个，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和各大军区机关精简近一半。1988年，开始实行新的军衔制度，建立文职干部制度。人民解放军在精兵、合成、高效方面前进了一大步，军队的正规化建设迈出新步伐。

　　人民解放军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在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方面不断取得新的成就。一批军事设施陆续改作民用，国防科技和民用科技开始走向融合，培养出大量军地两用人才，有力支援了国家经济建设。在引滦入津、胜利油田的建设工地上，在抗洪抢险救灾的危急现场，都活跃着人民子弟兵奋勇拼搏的身影。

　　参考文献：《中国共产党简史》《文献中的百年党史》《中国共产党历史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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